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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30 不可忽视的社会环境 高等教育的改革的要考虑我们国家所处的具体环境,我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因此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下面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校长
我国的大学本身就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大学领导所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前途命运全都掌握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在现行的体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大学领导如何更有效地彰显自己的业绩呢?于是,许多校长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追求短期数量的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官员们热衷的“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处。
上面我们也说到过一个校长的最重要的职能应该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拉赞助,一个就是挖老师。虽然目前看来,在中国进行大兴土木的校长不多了,可是能做好上面两个问题的校长还是不多,当然着也与不同的学校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其自身的历史有一定的关系。
2.教师
在某些高校中,教授讲的课还不如一个讲师讲的好,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授评选的标准有缺陷。
教师的职称从讲师到教授其评价的标准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认为一个优秀教师的评价标准最重要的应该是是否可以出色的讲好自己的课。然而这样一个讲好课的标准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在评选教授,副教授的时候更多的教师是讲其焦点盯在了那些硬性的指标上了,比如要有什么科研条件、什么论文著作条件等。从而使得更多的教师注重科研和课题的承担,而不考虑如何讲自己的课教的生动有趣,如何讲自己的课教的让学生容易听懂,让学生愿意听,愿意学。
就好像“百家讲坛”上面的教师一样,我认为他们的优点不在于研究东西的深度,不在于他们提出了多么好的理论,更多的在于,他能把知识讲得清晰明了,井井有条,讲得我们愿意听下去。
3.学生
或许说现在的学生的上学很少有是真正的想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更高的文凭,从而取得一个体面的,自己满意的,工资较高的工作。这可能是用人单位重学历,轻能力而导致的。不过目前用人单位也开始注意能力的问题,不过学历的硬标准还是不能去掉的。许多的招聘信息中都可以看到学历的要求。这也就使得那些本来就不愿意搞研究或没有研究能力的人不得已进入的大学或研究生的阶段。而这些人通常也就是为了混一个文凭,根本没有认真的读书。这也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4.学校
通常情况下一个学校的毕业率和就业率也是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标准,这样学校放低毕业的标准也是常有的事情了。而学生了解到这样情况之后,也就没有足够的压力努力学习,大都认为只要不是很差就一定可以毕业,等毕业凭借着这样一个文凭找一个工作就可以了。
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导致了我们高校运转出现了经济上的,质量上的种种问题,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少不了要考虑这些情况,要改革这些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才可以改变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观念。 March 23 改革高校体制高校的改革要从其体制开始,一个本身就有问题的机器怎么可能良好的运转并产出好的学生? 1.体制过于统一 培养一个优秀的学生,需要一个灵活的体制,使得各种资源有效运作和配给。但现状并非如此,大学的主体原本应该是学生,大学以培养优秀学生为主要任务,“以教学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政策口号人们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出于对意识形态和教育等领域的敏感,政府部门对大学统管几十年如一日,口号难免停留于形式,政府部门对大学教育的“六统一”式管理(统一招生、统一收费、统一教材、统一培养、统一考试、统一发证)仍在起作用。 2.上层主管难以洞察细微 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往往连大学的教务管理部门都不能洞察其微,何况高居庙堂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出现学校教过时的知识,出现专业混乱的情况等就不足为奇了。高校在这种不自主的情况下,更多的像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代理机构,源源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却不理会市场的千变万化。 3.无视教育主体 不合理的经费获得方式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等体制,使得大学无视教育的真正主体——学生,学生的培养在高校运作中趋于边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大学缺乏对自己负责的心态,大学总是围绕上级的意见行事,对培养优秀学生提不起兴趣,着重于眼前利益,甚至出现毕业标准降低、就业率注水这样自毁长城的事情。 4.选拔的校长任用机制 如何改进我国高校的校长选拔任用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在一所国外的优秀大学里,校长通常首先是一名经营者,其第一任务是拉赞助,第二是挖教师,这二者互有关联。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每年都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募集一定数额的经费,达不到目标就要辞职。其次要拉教师,他要花很多时间了解哪些学校有哪个领域内的好教师,然后想办法挖过来。正是因为校长在引进人才方面不遗余力,才会改变一个学校的地位。 由于上面的种种情况,那么用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配置方法,被许多人认为可以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一针强心剂。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可能会使得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洞察细微之处,灵活使用各种资源来办好学校。不过值得警惕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诸多领域内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被扭曲为一种基于垄断地位的强行定价机制,而事实上的垄断形成之后,舆论被导向对市场化的批判,呼唤国家介入的声音日益鼎沸,使公众丧失了对原本制度设计的期望。大学改革同样如此。 March 16 教育资金的来源 教育资金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都不外乎以政府拨款占主导地位,以学费、银行贷款和自身融资为辅。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还不足4%,因此在以后的几年或许还有一点增长的空间。但是即便达到了4%,教育资金还是会有很打的缺口的。因此其他辅助的资金来源如何承担其地位就尤为重要。
由于目前高校的学费已经到达的中国公众承受能力的“天花板”,因此到底是使用银行贷款还是提高学校自身的融资能力就成为了问题的中心。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就认为贷款办学没有错。他有一套自己认为已经成熟的理论,而且他认为完全可以操作。
他认为要正确认识政府与教育、金融三者的关系,实行政府举债办教育。一定要把教育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看。刘道兴说:“教育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第一位的经济产业——知识产业。过去,银行只能支持经济发展,现在教育还应由政府出资办,但不要困在每年优先的财政收入上,银行的钱和外汇储备,政府也可以借来用。” 刘道兴说他有三个理论依据:第一,金融存款和信贷本来就应该部分用于教育,只是受计划经济思维束缚,没有这样做而已。他说,老百姓到底为什么存款?央行每年都要搞两次关于储户储蓄倾向、动机的调查,每次名列第一的都是为孩子将来受教育做准备。如果有人存款为买房,银行就要把部分贷款投向房地产也以及钢材、水泥等企业,支持他们发展;有人要买车,银行就要把部分贷款投向汽车也及相关产业。以此类推,既然老百姓储蓄存款的15%-20%是为了孩子上学做准备,银行就须建立相关的信贷机制,让部分金融资金进入教育领域。 他还说:“社会要想和谐发展,必须让宏观的信贷投资方向,与微观的储蓄倾向、动机相吻合。因此,金融资金投放教育天经地义。” 第二,金融资金投入教育领域,也是能赚钱的,但是表现形式不同于贷款给工商企业。“银行对工商企业贷款,要求三五年内要有回报,但投资助学,可能要到三四十年,甚至100年后才能看出效益,这个效益就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国家财力的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刘道兴举例说:“去年全国GDP达到3.5万亿,不是因为国民素质突然提了这么高,而是从改革开放,恢复高招,人力资源解放,经过几十年发展才达到这样子的。何况,用国债建校园、盖大楼,只要质量好,完全可以用100年。所处,银行应该有全新思维,认识到这是一个投资大循环。” 第三,金融组成部分进入教育领域,“教育红利”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进步,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成为向银行举债办教育的主体——中央政府要发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专向国债。 另一种就是提高高校自身的融资能力。
其一,校长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一所国外的优秀大学里,校长通常首先是一名经营者,其第一任务是拉赞助,第二是挖教师。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每年都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募集一定数额的经费,达不到目标就要辞职。可见校长在资金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是巨大的。
其二,学校的基金会也重要。在邬大光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如下的看法(《南风窗》2007年2月下——高校贷款热的冷思考)。
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基金会,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这些大学的基金会对高校运转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据耶鲁大学基金会2005年披露,过去10年间为校方提供的财政支持从1.49亿美元猛增至5.67亿美元,年增长14%,对耶鲁大学的贡献从1995财政年度的15%增至2005年度的32%。而斯坦福大学的基金约占大学全部净资产的78%,是学校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基金大约支付了学校每年18%的支出。
美国大学基金会一般是非独立法人,多数隶属于大学机构,一般由大学自己管理,大学会派出一个投资委员会负责基金投资决策。与华尔街上的其他基金不同,这些基金并不以盈利为最大的目标,而是满足校友和其他捐赠者一定目标的回报。例如通过基金投资,回报支援大学的学生奖学金、教授研究基金、兴建实验室和教学大楼等;资金来源除了向校友募捐和某些富豪的慷慨捐赠外,主要依靠在各个领域的投资收益来滚动积累。
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耶鲁大学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间高达12.7%;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在具体运作中,基金会并不自己买卖股票,而是把资金分配给投资公司、指数公司去运作。除关注股票市场投资外,其他领域如固定收益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等也都是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重点。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在各个领域的优良运作,很多大学基金总量都已十分庞大。例如,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 2006年4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作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同年8月,证监会又批准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QFII资格。可以预料,随着两家的进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学基金到我国 “寻租”。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的新东方在2006年9月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融资1.125亿美元,高于融资9000万的预期。
与之相比,我国高校基金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首先,基金会数量很少。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家;加上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也不过30家。对此,一名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和基金会登记要求的门槛太高有关系。民政部对登记基金会的要求是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地方民政局登记则要求2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其次,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国内数据差强人意。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报告显示,在我国时间相对悠久、运作较好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005年的投资收益为828万元,仅为其捐赠收入的6.4%;而北京大学教育基金2005年的投资收益也只有740万元,仅占其总收入的5.45%。
从理论上说,成立基金会是现代大学融投资的一种必然趋势。另外,通过基金会管理自营资金,也对避免产生类似于天津大学那样违规挪用资金炒股而导致学校巨大损失的发生具有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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